▲2024年7月8日，上海浦东新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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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儿童在休闲娱乐、打游戏、网上聊天与社交互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总体水平，但在获取信息与在线学习方面的参与程度则低于总体水平。
一边是远远不够的积分入学学位，另一边是大幅度富余的公办学位，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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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
责任编辑｜钱炜
在少子化背景下，眼下部分城市在生育高峰期扩建的公办学校出现学位富余。对此，应调整学位规划，使这些多余学位优先向流动儿童开放。
这是2025年9月23日发布的《流动儿童蓝皮书：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（2023-2024）》（简称“报告”）中写到的。本次新书发布活动由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举办。
《报告》指出，近年来留守儿童的规模呈下降趋势，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。2020年全国10到19岁青少年中有5026万人属于流动人口，占青少年总人口的31.8%。换言之，全国大约每三名青少年中就有一名是“流动青少年”。流动家庭在子女教育安排上更倾向于城市定居和长远规划，从临时就学转向长期扎根。
在新书发布研讨会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编辑张妍说，如何为日益增加的流动青少年提供稳定和公平的发展机会，已成为人口城镇化背景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必须面对的新命题。
“首先要明白教育是公共资源，公共资源需要对全体人民开放。”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、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致富配资，现在一讲流动人口，就用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概念来区分。但把教育定义为公共资源，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后，具体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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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易被找到的流动儿童
小艺在老家上小学，平常由爷爷照顾，父母都在济南做装修工作。
2024年暑假，父母把他接到租住的城中村。由于无人照顾，父母给了他一部手机，把他锁在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。独自在家的第一天，他只写了十多分钟的作业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手机，中午吃方便面和火腿肠。房间里没有厕所，他只能用母亲为他准备的尿壶。
母亲回家后发现他作业写得很少，手机被玩得发烫。小艺顶嘴说，“你们都不在，我被锁在屋里不玩手机还能干什么？”
绝大多数时候小艺是留守儿童。但他与父母在暑期短暂生活的经历，是不少流动儿童的写照。
在南方某市一个著名的“制衣村”，如果仅靠每周5天、每天8小时的工作，收入难以养家糊口，大多数工人都希望通过加班拿到更多收入。有工人介绍说，有的工人早上七八点上班，凌晨一两点下班，“一天赚两三百块钱非常累，要做十五六个小时才能达到”。
这也意味着，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常常疏于照料。
《报告》调研发现，流动儿童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课外无事可做。家里没有经济能力让孩子参加兴趣班，大多数孩子只能沉迷于手机游戏、短视频和看电视。
《报告》对广州及其周边区域的11个流动儿童社区的300名8到12岁流动儿童进行调查，并与第12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中的小学生数据对比发现，流动儿童在休闲娱乐、打游戏、网上聊天与社交互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显著高于总体水平，但在获取信息与在线学习方面的参与程度则低于总体水平。其中流动儿童使用率最高的App是抖音，比例达到41.8%，远高于整个未成年人群体中使用抖音的比例13.9%。
流动儿童不仅缺少父母的陪伴，也更容易被社会忽视。
在新书发布研讨会后举行的公益组织交流环节，宁波向阳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蔡莉丽说，困境儿童往往有当地政府的支持，这恰恰是流动儿童缺少的。有公益机构发现流动儿童的生存环境很差，想给他做居家改造，但地方有关部门的回复是，“他们房子是租的，你给他改造完，他明天就走了。”
做公益要明确服务对象是谁，但蔡莉丽说，“很多时候流动儿童是不容易被找到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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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子化趋势下重新面临选择
在王谦看来，流动人口面临就业、社保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，但他们把子女从农村带进城市，首先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，“教育也是流动儿童最大的困难和矛盾的焦点”。
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在2025年9月23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随迁子女上学问题在过去是一个难题，但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取得了很大进展。目前，在公办学校和享受政府补助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比例已经超过97%，比“十三五”末提高了11.2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，97%的随迁子女要么在公办学校就读，要么在民办学校就读，但享受了政府购买学位的补助。
但《报告》指出，尽管制度门槛有所松动，但对许多流动家庭而言，“进得来、留得下、读得好”对现实挑战依然存在。
随着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的上升，流动儿童学校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流动儿童。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对流动儿童中那些更弱势的孩子来说，他们可选择的入读学校变少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将花更多的代价去上学，给家庭带来更重的负担。
她抛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我们的教育资源到底是短缺，还是不短缺？”她举例说，上世纪90年代也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少子化，当时一些城市的做法是关闭公立学校、安排老师提前退休以及采取小班化教学。
《报告》发现，南方某市的城中村公办小学学位数已经开始下降。某小学2023年招生6个班，2024年只招生5个班。但与此同时，积分入学的学位从2023年的104个，下降到2024年的20个，降幅超过80%。
《报告》指出，一边是远远不够的积分入学学位，另一边是大幅度富余的公办学位，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。
韩嘉玲认为，很多大城市教育资源实际上是充沛的。但当生源减少，流动儿童涌入城市的时候，过去仍让这些孩子入读流动儿童学校，在公办学校采取小班化教学措施以提高城市人口教育质量，“我觉得很可惜”。
如今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，针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，又将重新面临一次选择。
部分城市在生育高峰期扩建的公办学校出现学位富余。《报告》建议，调整学位规划，使这些多余学位优先向流动儿童开放。同时，进一步降低流动儿童入学门槛，减少社保缴纳等方面的限制。针对实行积分制入学的城市，探索分步取消积分等级排序，以应对少子化趋势下公办学位供需结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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